乡野之子，谛听着天籁长大，人人皆有善听音律的耳朵。

　　这样的耳朵，纯净，灵敏，对风吹草动，植物拔节，蛙鸣虫吟了然于心。夜半落了雨，屋檐下才刚滴下几滴，就会有人起床，迷糊着到清寂的院里，摘绳上的衣裳。但这样的天分要想保持终生却是不易。越是珍贵的东西，也越脆弱，灵敏的耳朵，像易伤的百合花儿，笛子中的膜片儿，稍不小心，就被震坏了，而人通常是昏然不知情的。

　　二蛋他妈，年轻时能生养，一口气养了五个俊秀可爱的宝宝，且各有一对柔软洁白的耳朵，耳廓玲珑，覆着淡淡的细绒毛。她是个快乐的女人，一天到晚哼着歌洗衣做饭，忙得陀螺一样屋里屋外转。可是，有一天，跑运输的二蛋爸带回了一个更年轻的姑娘。二蛋妈就炸了。女人歇斯底里起来，就像树上的夏蝉一样绝望和亢奋。她“叭”地摔了一摞碗，双手叉腰一顿吵骂，被二蛋爸采住头发打了俩耳光后，又一屁股坐地上，涕泪交流，仰天长叹，用她天生的金嗓子响遏行云地哭喊起来。窑顶上几只麻雀“忒楞楞”都飞走了，五个娃娃呆呆地躲在屋角发抖，耳朵震得嗡嗡响，响着响着，只觉“铮”的一声，仿佛一根云端的钢丝忽然断了跌下来，哭闹声小起来，也没有刚才那般刺耳了。

　　耳朵坏了，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个姑娘最终被二蛋爹送走，家里又恢得了平静，但二蛋妈再不哼歌了，她秀气的眉宇有了幽怨，二蛋姐弟几个，很长时间脸上失去了昔日的红润，他们迅速发育着的耳朵也停止了生长，长大之后，只有普通人那样薄小，缺少福相，揉过的花瓣一样有衰败的细纹。

　　也有一些孩子的耳朵，是猛然听了一阵公驴叫坏掉的，有的是因为拖拉机放鞭一样的起动声，有的是因为汽车的喇叭，天上的雷声。后来家家有了电视，多数是被电视的声音给弄坏了。那些家庭一般都有耳背的爷爷奶奶，他们负责看管孩辈，却一天到晚不关电视，还喜欢将声音开得老大老大，街衢上都听得见。

　　像蜡烛被“嗤嗤”地一根接一根吹灭，像花朵“扑扑”地一朵接一朵闭合。神在造人的时候，除了少数因缘不具足者，大多数孩子都是带着一对完美漂亮耳朵来的。但后来之所以大家没有成为音乐家而纷纷做了庸人，就是因为这样一对天生优良的耳朵保存的过程中处处有风险。

　　我有个温柔多情的母亲，我家住在一面风景优美的高坡之上。所以，我们姐弟的耳朵的纯粹一直保存到上初中。那时候我家收音机里天天放着刘兰芳们的长篇评书，中午听《杨家将》、《岳飞传》、《鹿选草》、《红楼梦》，傍晚则听对少年儿童广播，小喇叭等节目，我们是听着孙敬修爷爷讲故事成长的。母亲爱听河南豫剧、曲剧和黄梅戏，《对花枪》、《卷席筒》、《柜中缘》、《穆桂英挂帅》、《风雪配》等，日子久了我们亦耳熟能详，还会哼唱几句。那台红灯牌的收音机，非常结实耐摔打。平时放在床尾的箱盖上，母亲忘性大，启开箱盖取东西时，有时会忘了先将箱盖上的东西移走，收音机便“瓜哒”掉到地上，母亲心疼极了，后悔自责，捡起来吹吹抹抹，打开一听，照样“吱吱哇哇”说话，便又高兴起来了。

　　初三的时候我数理方面的劣势明显暴露出来，上课听不懂，母亲迁罪于乡村学校的教学质量，将我转了学，到父亲工作的县城里读书。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允许私人承包了，贫穷的父亲也开始创业，他承包了单位的小木器厂，天天忙到深更半夜。有时候，凌辰两三点的时候，还会被人叫起床去救火，夜间在一个逼仄的过道里烘烤潮湿的散发着木腥味的板材，一不小心，就会浓烟滚滚地失火。我跟着他住在宿舍，晚上睡睡醒醒，熬了一年，考上高中后，父亲的事业开始有了起色，将乡下的母亲和弟妹也接来了县城。当时条件简陋，单位没有更多房子，我们一家被安排住在了木器厂院子临街的两间平房里。仿佛一切自由天意，当年这院房子是泥瓦匠出身的父亲和他的工友们亲手盖的。在砌临街房子的内墙时，父亲突发灵感，在两米高的地方，砌进一块米把长的窄木板。他心里说，将来谁住房子，此处一打通，门框一装就成了套间，不用到时候费事支门框。父亲就是这样头脑灵活，对一切永怀热情的人。他天生有诗人气质，曾经写过中篇小说，半夜将睡熟的母亲叫起来给她朗读，动情处潸然泪下。但特定的时代和贫穷的生活让他只能做一个养家的男人。等我们全家搬进那两间平房，父亲又想起十年前的事，凭记忆很快找准地方，打通做了套间。这让我们都内心欣喜，真是一切有命，难以强求。

　　自从住进平房，我们就很少听收音机。一是家里买了台彩电，二是父亲的工作车间就在那个大院里，每天锯木头的电锯声，“滋滋啦啦”尖啸着此起彼伏，香香的白木屑飞得到处是，铺在地上，走起来软绵绵的垫脚。人与人说话都得大声吼，或等机器停的间隙再交流。只有在关上屋门吃饭时会好些。没有人能想到这样高分贝的机器声在慢慢毁掉我们的耳朵。在那个刚刚能吃饱饭的年代，生存是第一要义。木器厂渐渐开始红火，父母数着钱，其乐融融，幸福无比。从小忍饥受贫，饱受欺凌与熬煎的父亲，成了那个年代不多的“万元户”。有钱了，他腰也真了，说话声音也宏亮了，人虽然消瘦，气色很好，一天到晚笑咪咪仰着脸走路，见人主动打招呼，串亲戚的路上遇到熟人，会主动关心人家现在的经济状况，等人家反过来问他时，他虽打着哈哈，却也抑制不住地笑。母亲一惯低调，嫌他出风头，为人张扬。但像黑夜里走得太久的人，谁能止得住他在阳光下的扬眉吐气的快乐呢，举手投足，眼梢眉角都流溢出来了。

　　条件好转后，我们又搬了次家，住到单位办公的院子里。这时候，我在一幢旧的单层楼里有了自己的房间。这房间原是通着的工人宿舍，后来家属们陆续来住，分割开成了小单间，中间虽然有墙，但不隔音，左右邻居说话，听得真真切切。那时候我家已有了一台收录机，也有一些磁带。但这些都是弟弟购制的，我天天放学宅在房间里不出去，却很少打开来听。自从在木器厂住过之后，我失去了听音乐的耳朵，动听的歌声到我耳中，都成了嗓音，听一会儿就心烦。只愿一个人静静待着，只希望安静，寂静，绝无声息。唯一喜欢的一盘带子是盛中国拉的《梁祝》。那是妹妹的磁带，我完整地听过好几遍。这时期，我正处于艰难的高中时代，人不聪明，记性又不好，总是日夜用功还是成绩平平，内心自卑又焦虑。长期睡眠不足，加上营养不良，渐渐开始脑神经衰弱，晚上很难入睡。而邻居的电视机，录音机，收音机声却总是此起彼伏。隔壁老头儿，总是听着听着就打呼噜睡着了，半夜收音机还在哇哇唱也不知道关，使我痛苦不堪，越发从内心排斥和声响有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