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世纪70年代的高中生。1975年毕业后，我想接着上大学，但只能歇在家里当待业青年。其实也没闲着，在太原照顾双目失明的姥姥，照看幼小的侄儿侄女，还要回汾阳照顾患心脑血管病的奶奶。1977年，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同学们纷纷奔走相告。大家相互联系，结伴回母校拜访老师，想请老师给我们辅导功课。老师们很理解我们的心情，毅然牺牲休息和做家务的时间，找空教室为我们补习，那时感觉当学生真幸福啊。1980年5月份，太原师范学校除招应届生外，开始面向民办和代课教师招生。但是得参加当年的大学预考，按分数排队，择优录取。通知转发到我正服务的海子边小学，当时我带一学生团队，刚刚代表学校参加了南城区的比赛，荣摘第一名桂冠，得到区里的通报表扬。校领导让我准备功课，说考上就走，考不上就回来安心教学。

炎热的七月，我怀着九个月的身孕，不能骑车，只得拖着沉重的脚步，每天提前40分钟出门，赴考场参加考试。我参加考试的地方是我曾经就读过的桥头街小学，教室里有三位挂着胸牌的监考老师，满脸严肃。这三天，我挥汗如雨，坚持完成了这次决定我前途命运的考试。

当年八月，我正在家坐月子，收到了太原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我丈夫手握通知书，看着襁褓中的儿子，高兴地说：“咱家这可是双喜临门啊。咱儿子长大肯定聪明，因为他在妈妈腹中就参加过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