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岗巴县交通极其不方便，邮件一、两个月才能由方便车捎来一次。因为没有电，也就没有电话，更没有电视、电脑和手机了，与外界沟通全靠信件，如遇紧急情况可以在邮局发电报。那时，在机关工作的内地同志非常关心邮局的邮件啥时能来。一听说有邮件发来，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涌到邮局，查看是否有自己的信件，收到信件的人，用颤抖的手小心翼翼的拆开信封，反复诵读信的内容，就像见到亲人一样，爱不释手。我们这些人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平时能够收到家书就是收到了安慰、祝福和快乐，有时也能收到牵挂与担心。但家书确实可以给天涯游子以幸福、踏实和满足的感觉。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写下的名诗《望春》，其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诗句更是流传千古。一封薄薄的家书，在这些游子的心中其分量真的可以重抵万金了。可是，这种感觉在我身上没过多少年就变得淡薄了，很多时候甚至害怕见到家书。

　　我的家乡是个只有二十来户的小屯。这里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集体的生产模式是大帮轰，文革的派性随时演绎着各种矛盾。所以，尽管解放十七、八年了，仍然很穷。一进屯映入满眼就是死气沉沉、破败萧条的景象，家家都住年久失修的破草房，窗户上的破窗户纸在寒风中噼啪作响，衣衫褴褛的男人们抱着膀拄着锹把，在收拾牲畜圈里的牛粪，慵懒的村妇眼巴巴的望着快见底的粮柜，无奈的叹息着，黄昏的炊烟在怒号的西北风中战栗着向上升起。那时比我大一岁的哥哥已经结婚，除我外家里还有奶奶、父母和弟弟妹妹共12人，而整劳力只有父亲一人，人口多，劳力少，日子过得比其他人家更加局促，全家人每天都在缺衣少食的痛苦中煎熬。父亲有点文化，每次写信都是他自己动手，信的内容不外是介绍家乡和自己家中的一般情况。然而，尽管父亲努力的报着平安，说一些吉祥话，可是在字里行间仍然流露出因缺衣少穿，弟妹辍学等等问题而产生的愁肠百转痛苦异常的心境。我十分清楚家里的境况，也异常体谅父母的难处。那时，我的工资虽然很低，但是我每天都省吃简用，从不枉花一分钱，攒些钱给家里寄去，虽然不是很多，但却对解决家中的燃眉之急，还是起到了很大的缓解作用。对于父亲的这些来信，几乎每次看过后都有一种十分难过的感觉，怎么也打不起精神，久而久之，真的害怕家里来信，一听说家里寄来，我就会心乱如麻，心里十分害怕。然而越害怕就会有让人害怕的事情发生。

　　1969年我回乡探亲时结了婚，第二年春季家里来信说我的大女儿降生了，这是让我最高兴的一封信，自己已经当爹了，能不高兴么。可是没过几天时间家里又来信了。信上说，屯里失了火，殃及了自家。房屋虽然保住了，但在护房过程中造成房屋严重破损，房盖上的草已经七零八落，墙壁上的黄泥也斑驳脱落，遮风避雨十分困难。各种家具都在救火的过程中被弄得零乱不堪，损坏也很严重。粮食大部分已经烧焦，全家人就是吃交糊的粮食度日。看到这样的来信，我的心里难受极了。为了帮助家里度过这艰难的时日，我含着眼泪积攒每一分钱。同时，还向同志、朋友求借全国粮票。那时全国粮票在家乡很吃香，因为家乡的山东人很多，这些人都想回老家看看，但是，没有全国粮票那是寸步难行，所以，一斤全国粮票可以兑换三斤玉米。我把全国粮票和钱寄给父亲，，以维持他们度命之需。第二年组织上批准我回家探亲，一路上我怀着心急火燎、忐忑不安的心情，经过一个月的煎熬，总算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那个地方。站在屯外，我茫然的望着这个依山傍水的小屯。晨曦还没有退去，几缕炊烟无精打采的的向小山后面飘去。屯里很静，毫无生气。推开家门，家里的破败穷困，早已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但我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痛楚，苦涩的泪水向心中流去。因为全家人还都平安这让我的心中多少有了一些安慰。特别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女儿，她的活泼可爱让我的心里亮堂许多。几天后，经全家人商量决定在农闲的时候盖房，于是我尽最大努力筹来了盖房款，并如数交给了父亲。从此我们弟兄四人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兄弟七人，当年四个大的可以干活），投入了紧张、繁重的劳动之中。我们光着膀子，弯着腰在沼泽甸子里割苫房草。尽管火辣辣的太阳炙烤后背，湿热的潮气熏蒸着面庞，，草叶子拉得浑身皮肤一道道伤痕，但我们还是咬紧牙关坚持着，忍耐着。在整个建房过程中，除了上梁和苫房草这两道工序请了工外，其余诸如和泥、垒墙、挖沙、运石等等一系列劳动全是我们爷五个完成。真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一幢崭新的三间房戳在了屯子中央。房子盖完了，我的假期也到了。临走那天，我驻足屯外，回头凝视着我们的杰作，三间泥草房在时淡时浓的雾气里显得那么气派，我的心里立马感觉到，这不仅是全家人遮风避雨的港湾，也是全家人获得安宁的好去处。在返回西藏路过成都时，走在繁华的春熙路上，我站在商场的橱窗前突然发现自己那么憔悴，那么瘦削，我感到自己几乎到了筋疲力尽的程度。

　　1973年春季的某一天，我下乡到塔杰区。开头几天我的情致还很高，工作以外，经常和那里的同志一起玩耍，打扑克、下棋，有时还到野外打兔子。可是几天后不知是什么原因，感到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烦躁，总有坐立不安的感觉。一天午饭后我正在会议室里莫名其妙的胡思乱想，突然门被推开了，区委秘书矮个子小李进来了，他小声对我说：“郭老师，你的电报”。小李边说边把电报递给了我。听说有电报，我的头一下子炸开了，犹如五雷轰顶一般，瞬间就想到家里可能出大事了，心怦怦的跳。我用抖得很厉害的手接过电报，展开了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六个大字：“祖母病故，速归”。看完电报我一下子就瘫坐在椅子上，眼泪也涌了出来。我的奶奶是个命苦的人，不到五十岁就守寡。她为了减轻我父母的负担，每天都要帮助家里做活计。除了喂猪、喂鸡看孩子这样的活计外，还要到地里种菜，上山割柴，没有一天休息的时候。可是那时家里穷，生活条件极差，奶奶患上了一种叫克山病的东北地方病，一犯病就心绞痛，全身冒虚汗。因为穷住不起院，只有在家求人打一针维他康夫来缓解一下，待病情稍有好转，仍像往常一样默默的去干那些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父母和奶奶的努力下，我们弟兄姊妹十一人，都不断的长大成人，可是却赶上了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全家人可怜巴巴的

　　守着生产队，仍然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奶奶一天好日子也过上，就这样走了，能不让人伤心么？第二天，我拿着电报向县里领导汇报，领导很近人情，主动同意我回家看看。回到家，奶奶已经不在了，我只有到坟头上磕三个头，烧化一些纸钱，默默的为奶奶祈祷，希望长眠地下的奶奶能够很好的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