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钻天杨，一棵是杏树。

　　钻天杨是大伯顺手栽下的，栽下后便再无人问津，以至于这棵杨树既没有如它的名字一样钻了天，也没有长得多么直溜，它似是村里面受了气的胆小媳妇一样，就那么靠着墙，歪歪斜斜地活着。可能是怨恨主家照顾不周，它把大部分的枝丫都长在了墙外，顽强、倔强。

　　杏树是大伯精心栽种且细心打理的，没什么特殊的寓意，就是有那么一天得了个杏树苗，大伯觉得它能产杏终归是好事，就当成一回事的种下了。杏树长得很好，可杏子从来没有成熟过，总是在青色时便被人摘得七零八落。

　　每年大伯看着疏散的青杏，都会笑呵呵地对我说：“去，把剩下的几颗摘下来，吃了它。”早已按捺不住的我得到允许，三两下爬上树去，摘下青杏，擦一擦塞进嘴里，酸的倒牙，却是很好的零嘴。青杏的杏核没有成熟，白白得很软，吃完杏以后，我把杏核在手里揉搓一阵，使劲儿一挤，一股汁水喷出，一颗杏才算彻底吃完。

　　大伯家的杏子是被谁摘走的我知道，但不能说，那样会被小伙伴们视为“叛徒”。小孩子的世界，总想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复杂一些，这样会让自己看起来像大人一样。大伯家的院子从来不锁，他们真要进来摘杏的话，大伯也必然不会呵斥制止。可村里的孩子们觉得那样得来的杏子吃起来不好吃，必须折腾一番才有意思。

　　小伙伴们摘杏之前会联系我，让我看看大伯和伯母是否在家，如果不在，那没意思，也就没人动摘杏的念头，如果在，他们就要好好谋划一番。

　　所谓的谋划其实千篇一律，每次都是一个人在院子门前来回溜达，看着大伯多会从屋里出来，另外的人则爬上那棵钻天杨，用一根杆子把杏子打下来，最后再派一个人跳进墙去捡。他们谋划的是：谁去溜达，谁去爬树，谁去捡。最有乐趣的爬树打杏几乎被大孩子们垄断，小跟班们只能在溜达和捡之间做出选择。

　　钻天杨长得再丢人，也比杏树高出一截，居高临下的打杏很容易。实话讲，即便不爬上钻天杨，仅站在墙头上就可以够得着杏树。估计是这样做大家觉得太简单，少了乐趣，所以才不顾繁琐的折腾。

　　我总觉得，小伙伴们打杏子的乐趣根本不在杏子上，而是在大伯身上。负责溜达监视大伯的孩子，有事没事就会喊一句：“有人出来了。”然后故作紧张地跑开，在树上的孩子们立刻借着树枝树叶玩起了“隐身”，有的人头上还带着青草编成的伪装帽，认为只要带着这个就没人能发现他。

　　有人出来了的预警，十次有九次是谎报军情，甚至大部分时候是负责溜达的孩子心生不满故意吓唬人，没办法，大家喜欢被吓唬，喜欢“隐身”，也就没人揭发他。打下了杏子，负责进院子捡杏的孩子反而没什么惧怕，晃晃悠悠地捡着，兜里塞满了就把上衣脱下来，系住胳膊的部分，把衣服当作了袋子。

　　孩子们的举动，大伯是知道的，心情好的时候，他会一会一趟地出屋，假装整整大板车，喂喂骡子，挂挂羊鞭，有事没事的在蹲在院子里抽锅子旱烟，刻意地大声咳嗽，惊得孩子们在树上一动不敢动。

　　杏树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结出来的青杏个头极大。小伙伴们得手后，会分给我一些，每当我吸吸溜溜地吃青杏的时候，伯母满脸的哭笑不得：“你想吃自己摘去，咋？非得这么折腾着吃得香？”我不置可否，继续和青杏做“斗争”。

　　农村的孩子们是不会浪费食物的。青杏吃不了，就拿回家给弟弟妹妹、祖父祖母和爹娘吃，由此一来，村子里又多了一群哭笑不得的人，他们不知道是该训斥孩子们的行为，还是该感动于孩子们的孝心。于是乎，大人们都说着同样的话：“嗯嗯，挺好吃的，下次再去，打断你的腿？”把小伙伴们说的云山雾绕：这是让我去，还是不让我去呢？

　　时光荏苒，当年的孩子们渐渐长大，大伯家的杨树上再也没有了攀爬的小小身影，那棵杏树终于迎来它第一次丰收的果实。可惜的是，那时的大伯已经老迈，他不敢吃杏，怕倒了牙，看着一堆黄杏，大伯眼神空洞，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它们咋就变黄了呢？”

　　大伯去世后，伯母进城去了哥哥家。杏树不知怎的，一年不如一年，终于死去。现在大伯家的院子里只剩下了那棵歪歪的钻天杨，孤零零地望着空荡荡的院子，不时北风吹拂枝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或许，它是在想念的它的老伙计，以及那些陪伴它孤独岁月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