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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论诗者常说：唐诗多言情，宋诗爱说理。

这是对两代诗歌特色的普遍性总结，却并非绝对。

而作为宋代诗人最爱学习和模仿的诗人，杜甫无疑是唐人中哲理诗成就最高的一位。

他谈人情，“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必先同调”；谈积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谈写诗，“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前出塞九首·其六》：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这组诗写在天宝末年，唐玄宗大规模地进行拓土开边战争。

天宝八载（749年）令哥舒翰领兵十万攻打石堡城，兵士死亡过半，血流成河；

天宝十载（751年）令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攻南诏，死者六万；

又令高仙芝攻大食，安禄山攻契丹，两地百姓深受其苦。

杜甫在诗中，站在“反战”的立场上，不赞同朝廷的军事主张，讽刺了唐玄宗穷兵黩武的行为。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拉弓应当拉强弓，用箭应当用长箭。

射人先要射马，擒贼先要擒住他们的首领。

杜甫虽然从未上过战场，但他以一位，有战斗经验的士卒之口，议论克敌制胜的方法。

前四句是通俗而富哲理的谣谚体，四个排句铺陈而出，如数家珍，宛若总结战斗经验，说明杜甫在军事方面也有深刻理解。

 

这四句虽然讲的是战场上厮杀的策略，但对于其他领域，也有着普适性指导价值。

强弓长箭的杀伤力和威慑力更强，马的目标大容易射中，一旦马倒下，人就非死即伤。

而在战斗时，优先诛杀对方的首领，贼则成了乌合之众，自然溃散、不战而败，所以要先“擒王”。

我们在处理事情时，也要抓住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主要矛盾，集中精力解决它，有着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杀人要有限制，四邻各国都有自己的疆界。

只要能制止敌人的侵略就可以了，又何须过多地杀伤他们！

前四句含义是国家必须要有强大的军队，有高昂的士气，有正确的战斗方略，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国土的安宁。

后四句则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面对侵略时必须坚决反击，但不应该主动侵略其他国家。

强兵只为守边，赴边不为杀伐，节制武功，力避杀伐，点出“止戈为武”本旨。

 

边塞诗是唐朝最重要的诗歌体裁之一，大概可以分作几类：

一是慷慨豪迈的爱国主义，如王昌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二是写边关恶劣的自然环境，如岑参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三是表达对苦寒之地的将士们的同情，如陈陶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杜甫的边塞九首，是以征夫的第一人称，诉说了从军西北边疆的艰苦生活和复杂情感。

其他几首大多是抒情，唯独在第六首中借征夫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战事的看法。

 

杜甫这首诗虽是五言八句，却不是律诗，而是乐府诗题，“借古题写时事，洞悉人情，兼明大义”。

清代浦起龙中《读杜心解》评此诗：

“上四如此飞腾，下四忽然掠转，兔起鹘落，如是如是。要是上四作开势，下四归本旨也。”

飞腾、兔起者，指的是上四句的奔腾气势，慷慨陈词、振聋发聩；

掠转、鹘落者，则形象地表达了下四句的思考与议论，沉静收敛，道出本诗主旨。

上四是辅笔，下四是主笔，辅笔与主笔之间，看似掠转，实是顺接，看似矛盾，实为辩证。

若无上四的奔腾慷慨，就没有下四的深邃智慧，使议论的内容显得生动而深刻，足见老杜笔力。

 

但这首诗之所以能流传千古，不仅是因为文学水平，更是因为诗人高绝的立意。

郑板桥曾评述曰，“少陵诗高绝千古，自不必言，即其命题，已早据百尺楼上”。

“命题”，即诗文的主旨。

杜甫忧的是君王穷兵黩武、内乱征兆隐现，忧的是饱受征戍之苦的将士和受战事所累的百姓。

他出于忧国忧民的思考，表达了以战去战的思想，反映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愿望，正是恢宏正论，安边良策。

这样的主旨，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爱好和平、反对黩武的人道主义思想。

本文标题：杜甫最“有用”的一首哲理诗，止戈反战，被无数人奉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