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17年，即1644年3月初，李自成起义军兵临城下，大明王朝岌岌可危。皇帝朱由检一方面有感于吏治的败坏，向六部和都察院发去训诫的谕旨;另一方面为了挽回民心，发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公开向全国老百姓对他十七年的执政治国作了深刻的检讨：

　　一，承认强征暴敛，税负过重：

　　17年来，辽东和中原的战事，调兵措饷，实在是不得已的事。连年征战，赋税加派增多，本意是想安民，结果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是朕的过错;

　　二，承认失察民情，民不聊生：

　　贪官污吏乘机巧取豪夺，刻意盘剥，造成民生困苦。朕深居内宫，不能体察，是朕的过错;

　　三，承认用人不当，腐败泛滥：

　　将领懦弱，士兵骄纵，不肯拼命杀敌，反而对百姓烧杀抢掠，视为仇敌。朕任用非人，致使毒疮溃烂，是朕的过错。

　　几大“朕的过错”，言之凿凿，情之切切，读起来确让人为之动容。在引咎自责之后，他向百姓表示，各路兵马已经前来勤王，加派的赋税已经免除，一切不便于民众的事情全部取消。他还表示，动乱平定以后，一定任用贤能的人治国，改革从前的腐败政治，和大家一起维新，开创新局面。

　　这个检讨哪怕是早一年发出，情况也大不一样。但此时，皇帝的深刻检讨为时已晚，无济于事了。全国烽火四起，政令很难走出紫禁城了。清初历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评论道：早一年发此昭文，远近臣民都或许会为之感动，如今形势大变，灾祸随时都会降临，离开都城一步都危险丛生，谁还会相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