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3年，

耶稣会士利玛窦与罗明坚

在中国建立了天主教第一所教堂，

拉开了近代中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帷幕。

对于传教士而言，

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是第一要务。

从整个16至19世纪300年的历史来看，

传教士是汉语学习与研究的主力军，

推动了中西思想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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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从让人头疼的“鸟语”到日臻全面的语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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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汉语发音让传教士们颇为头疼，他们认为汉语发音需要“鸟”的唇舌，在欧洲甚至产生了中国人需要随身携带板子写字交流的“传说”。

　　为解决语音学习的问题，传教士们采用了汉字拉丁字母注音方案。罗明坚与利玛窦共同编写的《葡汉辞典》就是采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的最早尝试。

不过，这套系统有一大缺陷，即没有标注汉语声调和气音状况。后来，利玛窦在郭居静神父等人的帮助下，参照乐谱音阶确定了汉字音调，选用了拉丁语中“－”“^”“ˋ”“ˊ”“ˇ”五种符号分别表示清平、浊平、上声、去声和入声，同时选用C作为送气音符号。

这套更成熟的注音方案在《西字奇迹》使用并得以推广。金尼阁1626年所著《西儒耳目资》中的注音方案也得到传教士们的认可和支持。

进入19世纪，随着欧洲语言学的影响，西人对汉语中较为特殊的一些语音及其发音方式的研究也有所发展。例如，舌尖前元音与舌尖后元音的区分就是一个从无到有、逐步清晰的过程。语音分析的准确性在提高，认识在加深，汉语官话的音系架构也日趋完善。

　　可以说，这3个世纪中，传教士们对汉语口语的评价从最初的抱怨连篇逐步走向科学理智。虽然可能难以摆脱对汉语口语的刻板印象，但是传教士们仍在试图以相对客观的方式对语音进行描写。

随着汉语研究的深入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西人的汉语拉丁字母注音方案日臻完善。这些语音文献为汉语语音的历时研究提供了素材，也为汉语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参考。

利玛窦《园容较义》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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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汉字：从“神的旨意”到词源根字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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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汉语口语的情况类似，西方人最初对汉字也抱有较为负面的评价。其主要原因是汉字不具有表音性，传教士们需要记忆大量的字符才能初步具备汉语的读写能力。

　　虽然传教士们在学习汉字上有诸多抱怨进而产生一些偏见，但不可否认，他们也把汉字的相关知识带到了欧洲。

曾德昭曾率先指出中国语言极其古老，可能是巴别塔72语言之一，更为接近上帝的思想。在解释汉字的象征义、构建世界观时，一些传教士融入了基督教的思想。

18世纪的索隐派就是典型代表。以白晋、马若瑟为代表的索隐派传教士尤其对《易经》之类的典籍感兴趣，他们对中国古代经典神秘意义的解读和对汉字的分析相辅相成。在基本笔画和字形的基础上，他们对其他的汉字各个部分进行解构、分析、系联，搭建出一套汉字的解读方式。

例如，马若瑟曾在《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义痕迹》一文中多次提到有关“羊”的例子。“羔羊”（sheep）在基督教中一直被视为基督耶稣的象征。

马若瑟在谈到《诗经·大雅·生民》中周始祖后稷之母姜嫄之名时，就指出“姜”中的“羊”即为神之羔羊基督耶稣，“姜”字表耶稣由她孕育，而“嫄”字表其童贞之源。

在分析“善”的异体字“譱”字时，马若瑟认为它是“言羊”和“羊言”组合，可以解释为谈论羔羊（“言羊”）和羔羊说的话（“羊言”）都是好的。

　　索隐派也受到了西方人的抨击，到19世纪后逐渐式微。不过，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推动下，词源学发展势头不减，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对汉字意义的探索也并未就此终止，而是进入了音形义的新阶段。

卫匡国《中国文法》的出版，将汉字214部首介绍给西方人。受其影响，西方人认为这214个字如同西方语言学构词法中的“词根”，只要了解了这些“字根”的基本意义，就可以理解由其构成的复合字的意义。

这样的分析法，可以帮助记忆汉字，但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汉字。比如“缐”字，由“丝”和“泉”构成，但在意义上却难以像印欧语中那样直接由“丝”和“泉”两个字根叠加得以解释。

　　西方人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他们认识到复杂的汉字的确是由简单的汉字或部件组合而成，但是汉字中最重要的表意的部件并不是部首。

19世纪英国传教士马士曼的《中国言法》提出了汉字中根字（primitive）、构字部件（formatives）和派生字（derivatives）的观点。他指出，部首仅是根字中的一个部分，同一字根派生出的新字与根字之间的关系是字音相近、部首不同。

这一问题的发现，促进了19世纪中后期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对汉字音形义关系的积极探讨。他们开始注意到构字部件的表音功能，从而进一步推导出语音相同相近汉字在意义上和语源上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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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从削足适履到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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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的语法研究起步较早，16世纪时传统的拉丁语法已经相当成熟。相比之下，中国虽有《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等汉语言研究的专著，但较侧重于语义与音韵，对汉语词法与句法的系统性研究较少。就连grammar一词的对译词“文法”也是清末从日语中借来的。

　　进入19世纪，随着欧洲汉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和专业学者投身于汉语的语法研究中。法国汉学家雷慕莎的《汉文启蒙》在词类划分的基础上，探讨了一些句法规则，并指出汉语的语法不能用西方传统的拉丁语法去生搬硬套。

在传教士方面，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其系统性比之前的语法专著更强，但主要内容还是集中在词法上，句法部分只归纳了九条规则，仅占五页篇幅。

马士曼的《中国言法》在汉语语法本体研究上，也是由八大词类入手着重讨论词法，对句法的讨论较为简单，甚至有时句法与词法的界限并不清晰，将许多构词法放入了句法部分。

艾约瑟的《中国官话语法》在前人基础上有所进步。除词法外，他对汉语句法规则的考察也颇为详细，这是此前西方人研究中所少见的。

　　整体看来，16至19世纪西方人所构筑的汉语语法体系自始至终都有着“拉丁化”的烙印。不过，随着认识的加深，他们也敏锐地认识到了中西语言差异。

例如万济国提出“词无定类”的思想，后被《马氏文通》所吸收。马若瑟则是脱离了拉丁语法研究的范式。汉语中的虚词、语序等问题也逐渐进入到研究视野中。

汉语语法的研究开始从“削足适履”式的套用慢慢走向“求同存异”式的共进。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1月12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网络

本期编辑：邢妍妍、孙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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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第一批学汉语的外国人，你知道他们有多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