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后，墨西哥的民众包围了他的住宅——当时，马尔克斯在墨西哥城定居，墨西哥民众给他送花，在他住宅外欢呼。马尔克斯只好住进了旅馆里，在旅馆里，他接受了美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采访的最后，马尔克斯说他正在写一部爱情长篇。

马尔克斯

　　他说，“大多数爱情故事都是悲哀的，总来个悲剧收场。在我写的这一部小说里，这一对情侣是事事顺遂，他们是完完全全得快乐。就我来看，快乐已经是目前不流行的情感。我要把快乐重新推动起来，使之风行起来，成为人类的一个典范”。

　　马尔克斯提到自己正在写作的这部作品就是《霍乱时期的爱情》。获奖后的各种应酬让马尔克斯的写作中断了一年，当他终于静下来重新写作时，他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已经写出的那一部分，于是他开始重新写这部爱情长篇。最终，《霍乱时期的爱情》由原先的一个快乐、圆满的爱情故事变成了一个苦涩的爱情故事。

　　《霍乱时期的爱情》写尽了爱情百态，其中的爱情如同一个魔方，颜色全部对齐的方式只有一种，而且很难，但对不齐的方式却有无数种。

　　在女主角费尔明娜一生与两个男人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虚幻的浪漫之爱，和同样虚假的婚姻围城。马尔克斯写到，“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灾难，日常的琐碎烦恼更加难以躲避”。

　　书里写到了一次香皂风波，乌尔比诺医生和费尔明娜为浴室里到底有没有放香皂发生了争执，这次吵架“竟是他们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最为严重的一次，也是他们唯一一次萌生了放弃的念头，希望开始过另一种人生”。

　　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夫妻争斗，尽管都是很琐碎的事，但是却“培养了仇恨”。而仇恨却如病菌一样繁殖，一个不满会勾起另一个不满，直至爆发为山崩海嘨。

　　世界在不可遏制地变坏，爱情自然也难以幸免。爱情，或者更宽泛的爱，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但是，爱情就像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样，它也是由人完成的，也不可避免地和人性的弱点联系在一起，和人类创造的文明、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不能指望爱情营造出世外桃源，更不能指望爱情拯救这个世界。爱情不是疫苗，爱情就是瘟疫本身。

　　《霍乱时期的爱情》不止一次写到了爱情如同霍乱。弗洛伦蒂诺在追求费尔明娜受挫时，“腹泻，吐绿水，晕头转向，还常常突然昏厥”，表现出与霍乱相似的症状。他的母亲说，“我儿子唯一得过的病就是霍乱”。

　　实际上，弗洛伦蒂诺还得过不少次性病，那是他频繁寻花问柳的产物。但是，他像许多男人一样，不把性病当成病，“而只会把它们当成战利品”。

　　最后，弗洛伦蒂诺和费尔明娜的船一直在水上漂泊，来来回回，仿佛与世隔绝，船上也挂出了标志着霍乱的黄旗子。这些都暗示了爱情与霍乱的内在一致性。

　　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每个人都在追寻爱情，可无论是弗洛伦蒂诺、费尔明娜，还是乌尔比诺医生，都并未获得幸福。

　　有一次，费尔明娜曾经绝望地对丈夫喊道，“你就没有发现我一点也不幸福吗？”乌尔比诺医生不温不火地回答说，“你要永远记住，对于一对恩爱夫妻，最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稳定”。

　　弗洛伦蒂诺也曾经好奇到底什么是爱情，他的一位情人告诉他，“凡赤身裸体干的事都是爱”。但是，马尔克斯在小说中要告诉我们的是，“世上没有比爱更艰难的事了”。

　　爱是艰难的，是因为爱与自由联系在一起，这在现代爱情中尤其如此。

　　英国社会学家、剑桥大学教授安东尼·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中指出，我们今天关于“浪漫之爱”的观念，是18世纪之后才开始成形的，它“第一次把爱与自由联系起来，二者都被作是标准的令人渴求的状态”，浪漫之爱“把自身纳入自由与自我实现的新型纽带之中”。

安东尼·吉登斯

　　但是，现代爱情的误区往往也因此而产生。自由被误用为爱的放纵，自我实现变成了自我中心，甚至自我实现、爱情被置换为财富、权力、地位的攫取。

　　如今的摩登情爱呈现出更多的样态，亲密关系早就发生了改变。“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政治理论家马歇尔·伯曼用这句话当做现代性理论书籍的题目，放在现代爱情的图景中，也同样适用：坚固的爱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丰富多元的选择，然而人们越加迷茫和空虚，到头来发现爱的只是自己。

　　爱情经常寄托了我们对永恒的一种向往，所谓的海枯石烂，地老天荒，我们用它来对抗时间，对抗衰老，对抗世界的易变。

　　但是，在现实里，孤独才是永恒的。爱之所以无比艰难，是因为爱所要面对的是这种孤独。马尔克斯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没有写爱情对抗瘟疫的魔力，没有写成“灾难中的爱情更加伟大而高尚”，没有把《霍乱时期的爱情》写成像《简·爱》那样的男女历经磨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

　　完美的爱情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是稀缺的。在爱情中，人处于激情状态，也最能显现人的本质。真正爱情的实现不仅需要我们克服人性中的自私、虚荣和放纵，还需要一种大爱，离开了时代、社会和人类的幸福，我们也难以保全个人的幸福。这就是我们从《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获得的启示。

　　许多诺奖作家获奖后的作品都很难再超越前作，但马尔克斯却不同，他曾在采访中说，“我对赢得诺贝尔文学奖非常满意。可是，问题是，我现在就要比过去更有名了；名气往往把一个人的私生活剥夺掉，而私生活却是一个作家所需要的。但是，我会继续保卫我的时间来写作”。

　　马尔克斯没有食言，作为获奖后的首部作品，《霍乱时期的爱情》依然是伟大和经典的。

　　关于《霍乱时期的爱情》，有两个要点鲜有人关注。

　　一是此书的故事，一部分来源于马尔克斯父母的爱情经历。有一段时间，马尔克斯每天下午都去看他的父母，跟他们聊天，询问他们的过去，那时候他的父母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当然，马尔克斯没有告诉他们，他在以他们为原型写小说。

　　二是写《霍乱时期的爱情》的那两年时光，是马尔克斯“一生最快乐的时候”，事事都很如意。我们不禁想问：在快乐的时光中，又是以父母的爱情故事为原型，为什么最终发展成了一个苦涩的故事？

　　原因在于，马尔克斯不仅仅满足于写爱情，他是以爱情为线索把握时代的变迁和拉丁美洲的整体现实。在关于《霍乱时期的爱情》这部作品的一次访谈中，马尔克斯提到了福楼拜对他的影响。

福楼拜

　　他说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不但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而且对那个时代作了准确的再现。他在小说中创造了法国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的环境气氛”。这也正是马尔克斯的雄心所在，他希望通过爱情故事去讲述拉丁美洲的特殊历史年代的环境气氛。

　　好的作品，永远在反映现实。

　　20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就写过一本惊才绝艳的小说《钢琴教师》，里面带有浓厚的自传体色彩。此外，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书写过一篇讲述女性成长的小说《逃离》，主角卡拉的两次逃离都失败了。她想抗拒生活，却无能为力；她想寻找自我，却摆脱不了困境。这何尝不是我们每个现代人的写照？

　　在无数优秀的作品里，主角无一不在努力逃离生活的困境。

　　而生活在现实里的我们，究竟怎么做，才能真正逃离这种负面状态？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访问学者张勇认为，一个简便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文学和阅读里，去认识自我，认识时代。只有将目光放远，格局打开，才不会囿于无谓的烦忧，而是具备清醒的头脑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以文学与时代的名义发声——与15部诺奖作品美妙相遇》，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了一份堪称“经典中的经典”书目，围绕着“自我与时代”为年轻的女性面临的种种问题给出答案，比如：

• 　　怎样打破性别的桎梏？

• 　　怎样正视疫情的创伤？

• 　　怎样摆脱娱乐综合症？

　　...

　　这是一堂文学课，也是一堂构建自我世界观和独特人生观的人文价值体系，我们特别邀请了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访问学者张勇，进行独特新颖和批判性的解读。

　　张勇老师专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近现代思想史及文化研究，出版有学术专著《摩登主义：1927-1937上海文化与文学研究》，并发表论文多篇，他的课程《诺贝尔文学奖经典作品研读》备受学生欢迎，好评如潮。

　　这堂文学课并不艰涩，也不枯燥，更像是在一间咖啡馆里，聆听舒缓的乐曲，细品醇香的咖啡，共享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探求真正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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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大多数爱情故事都是悲哀的”|与诺奖作家聊聊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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