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思想敏锐，见解深刻。从他存世的文章中，可看出上到治国理政、下到兴教劝学，他都给予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或主张。曾巩关心政治，祁望国家强盛，长治久安。推崇汉文帝、宣帝、唐太宗、周世宗等贤明君主和魏征等贤相，寄希望于国君能够“比迹”圣明的帝王，取“大公至正之道”，广纳善言，治国有方。他建议宋神宗效法汉唐之文帝、太宗“用财有节”，“明法度以养天下之财”，并通过具体的经济数据反映宋朝人口、耕地和财富的增长速度远不及各项开支以及官员的增长速度，提出了节俭财用的大政方针。（曾巩《议经费札子》）曾巩反对将记录谏诤的书籍焚毁掉的做法，认为保存这些劝谏之言可使后世之人得以了解并加以借鉴；即如《战国策》中记载的那些游说之士的欺诈邪说也不应销毁其书，可使人们揭露其谬误，从而摒弃而杜绝邪说。
曾巩有着为国为民而思考的思想品质。他赞同孔孟之道，主张国家对人民多行“教化”，提高民众的思想认识，这对宋朝推行新法，实施改革是有必要的。他以儒家思想为准绳，提倡实行“礼制”、“仁政”，心忧天下，怜悯苍生。然而对于浪费国家钱财和人力物力大肆营造佛堂是反感的，借着僧人求写题词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曾巩《鹅湖院佛殿记》）这从另一方面体现了他以天下民生为重的思想境地。 古代社会常常遭遇灾荒或瘟疫为害，曾巩刚出任越州通判即碰上饥荒，他下令让富户如实申报储粮，要求其以比常平仓粮价略高一点的价格向百姓售粮，使饥民能够买到粮食；还筹集了5万钱的资金，借给农户购买种子。1076年，在他调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之初，恰逢江西瘟疫流行，他紧急调配救灾物资，安排防疫药物，并腾出州府衙门的官舍作为临时收容所，给不幸染疫的人们居住和治疗，并派人随时记录疫情，对染病者和没染病的均登记造册，及时汇总，还从国库调拨资金发放救济款。曾巩转任襄州（今湖北襄阳）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旱灾，“自秋不雨，方冬尚温。麦田苦于旱干，民室忧于病疠。”（曾巩《襄州岳庙祁雨文》）面对无法抗拒的天灾，曾巩心急如焚，但在古代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他能做的只能是奔走于寺庙，求助于神灵，求老天降雨。曾巩文集中，所写这类祁雨、祁雪、祁晴、谢雨之文多达40多篇，几乎凡所到任的地方都留下了这样的祈祷消灾之文，足见他急民之所急、忧民之所忧的可贵品质。当降下大雨后，他无比地高兴，又写《谢雨文》等祭文感谢上天。
曾巩的安民、为民情怀根植于对黎民百姓的真心关爱和体恤，在他转任各地都贯穿了关心民生这根红线。身为百姓父母官，曾巩更多地是为当地百姓做好事、行善事。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53岁的曾巩来到齐州（今山东济南）主政，两年中，曾巩为治理齐州、建设齐州做了大量工作。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高潮时期，曾巩在齐州积极稳妥地推行新法，注重城市建设，惩治豪强势力，使齐州呈现出一派“仓廪实”、“里闾安”（曾巩诗《冬夜即事》）的大好景象。主持修建齐州北水门等一系列水利工程是曾巩一大贡献。为了根治北门内外水患，曾巩在对齐州地理情况进行考察后，在北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包括修筑堤堰，疏浚水道，开挖新渠，修建水闸等。他并主持修建了大明湖中的一条堤坝，这堤坝即以他的名字命名。建成北水门（即水闸）后，“视水之高下而闭纵之”，因时调节泄水流量，这样便使城内西湖（即大明湖）成了一个大水库，城北平原不仅可以免受水患，而且可以适时灌溉，“外内之水禁障宣通，皆处其节，人无后虞。”（曾巩《齐州北水门记》）北水门的成功修建，不仅解决了齐州的当时之急，而且造福久远。曾巩殚精竭虑为齐州百姓办实事、好事，深得百姓爱戴。两年后，朝廷调派曾巩任职襄州，齐州百姓得知后，舍不得曾巩离开，他们把吊桥拉起，把城门关上，想以这种方式挽留曾巩。看到百姓一片真心实意，曾巩没有强行出城，退回了家中。可是朝廷诏令不可违，曾巩白天没走成，便只好晚上带着随从离开齐州。曾巩对齐州山川人文感情很深，离开齐州很久以后，还一直对齐州魂牵梦萦，念念不忘。他在赴襄州途中，写了一组《离齐州后》诗，表达了对齐州的依依难舍之情： 提示：如果您觉得本文不错，请点击分享给您的好友！谢谢
本文标题：大明湖畔知曾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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