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小龄童的至暗时刻
最近，曾以《西游记》中孙悟空一角俘获万千观众喜爱的六小龄童先生，算是迎来了他生命中最为讽刺的至暗时刻。
其过往言论不仅被网友们扒了个底朝天，还因此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吐槽模式，什么“中美合拍、文体两开花”、“戏说不是胡说、改编不是乱编”、“孙悟空叔叔到底有几个女妖朋友”等语录层出不穷，横空出世的一大批“六学家”俨然掀起了一股复读机式的模仿与恶搞，其开创的影响力迅速在全网领域内散播开来。
或许，对于大众以及六小龄童本人来说，其形象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是谁都没有料想到的结果。因为先不论由他塑造的孙悟空角色影响了多少80后、90后的童年生活，且说即便是两年前的猴年央视春晚，还有N多人为他的缺席而在网上为其鸣不平。
但仅仅过去两年，那个十几年如一日高调宣传西游精神与美猴王文化的六小龄童就从神坛跌落变成了被大众群嘲的对象，这一过程确实令人唏嘘。
可能对于大多数普通网友来说，六小龄童的口碑与声誉似乎是划出了一道抛物线式的逆转——貌似只有看到了众多“六学家”们提供的证据，大家才恍然大悟。但事实上，六小龄童的至暗时刻并不是突然而来的，这归根结底也是他观念固化的一种必然结果。
实际上，早在2007年左右，六小龄童就曾因为自己“西霸”的价值取向初露端倪，那时的他不仅因为张纪中欲重拍《西游记》而与其闹崩，为维护自己才是西游文化最正宗继承者的他，还多次斥责周星驰等人演绎的其他孙悟空角色，这都是现在可以查到的事实。
不过，在那时，这种娱乐八卦新闻还只是流传在一些报章副刊之上，知之者甚少，仍不足以掀起巨浪。只有到了最近一两年，尤其是在《西游记》导演杨洁去世后以及“吴承恩纪念馆事件”爆发，人们才开始广泛地深挖六小龄童的过往“罪状”并通过“六学”的形式加以研究、总结、固定从而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话术体系。
而后，这些顺杆爬的话术经过虎扑、B站、贴吧等亚文化群体聚集的站点的传播，才最终在全网之内爆发，并引起了一股强势的模仿之潮。
其实，针对这一次网络狂欢进行理性探讨，我们会发现，所谓“六学家”的出现，正是新媒体视域下年轻群体反传统权威的一种典型代表。
传播学家英尼斯就曾说过：“每一次媒介技术的革新，都会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在纸媒时代，人们大概率上还被困于交流与讨论的牢笼之间，大众接受某种信息只有被动的过程，而没有编码、解码、再编码的主观能动性。
但进入网络时代尤其是现如今的新媒体语境之下，年轻一代明显对单一的传统权威产生了一种厌恶、叛逆的心理，对经典文化的解释也不再希望局限在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之间，因此，针对六小龄童的吐槽就变成了草根话语权对第一代阐释者的一种舆论反噬。
又或者根据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做进一步解释，大众文化通过其符号的表意功能，具有构建大众神话的作用，网络吐槽用自己特有的言说方式解构着大众文化的神话。
“吐槽”作为大众表达自身观点的方式，在新媒体时代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种亚文化的表达形式，并具备了解构大众文化神话的深度功能。
进入新的传播时代，作为能动的大众，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戏谑和狂欢的态度来引导某些事件的舆论走向，而产生于网络时代的吐槽行为便成为了大众宣泄的主要手段。年轻一代对“六学”的研究正是对权威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仪式性抵抗，凸显的也是一种草根话语权的回归。
事实上，对于六小龄童的这一波网络吐槽，也很容易让人想起上个世纪由王朔等作家、米家山冯小刚等导演共同开创的新城市语言形象——“捧涮语”（中青院桂琳老师命名）的出现。
追根溯源，大概从1987年为开端，王朔就以小说《顽主》《一点正经没有》《千万别把我当人》《你不是一个俗人》等作品开发了一套痞气十足、颇具调侃意味的语汇表达系统。
之后，王朔的小说又被米家山、夏钢、冯小刚等人改编成了无数影视化作品，实现了从文字到影像的再一次传播。
这种“捧涮语”的语言形象恰好诞生在80年代中后期我国社会价值失序的背景之下，其独具一格的喜剧表达魅力正好迎合了当时市民阶层发泄焦虑、安抚心灵的需求，人们从这些文艺作品中得到了一种情绪宣泄式的满足，所谓1988年“王朔电影年”的说法也正来源于此。
当然，相比于王朔的“捧涮语”的出现，“六学家”们所创造的“六学”又与其有稍许不同。
因为就王朔的作品来说，其语言风格更多的是对当时某种政治话语大量扭曲的吸收，他小说或电影里的人物总是习惯于模仿革命伟人说话的语调，借助于既定的政治表达感觉，从而使得原有的政治话语被不断架空和消解，失去其意识形态的权威意义。
不过，王朔的这种再阐释毕竟还是单方面的、精英主义的，其影响力只能局限于当时的知识阶层。但现如今的“六学”就大不一样了，可以说是对其传播能力的全面升级。
因为网络传播本身就具备去中心化的能力，也就是说每一个公众中的个体都有能力成为某种语体的新的传播者，一旦经过非常个人化的解码过程，这些语体又会演变出更新颖的表达形式，就在这种复制、粘贴、解构、重塑的过程中，大众的话语场就与各个层级阐释者碰撞出了大量的火花，并最终形成了目前的全网刷“六学”的结果。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类似于王朔或“六学家”们所发出的语汇形式是一种仪式性的抵抗，但它又并非是一种极端的抵抗，它通过狂欢和戏谑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消解，这种抵抗也只是一种愉悦自身的表现。因为亚文化群体本身在社会中就处于一种劣势状态，这类群体的抵抗始终只能是想象性的，如同巴赫金的狂欢仪式一样，在狂欢过后始终还是要回到现实。
就像过去，针对某些中外人物，很多人也曾针对他们进行旷日持久的模仿与恶搞，但经年累月，这种模仿与恶搞似乎也渐渐的由反向机制转变为了一种正向的怀念与崇拜。或许对于六小龄童来说，在不久的将来，其形象也可能如过往一样出现又一波新的逆转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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