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 倒幕派为日本带去的是机遇，还是厄运
《幕末史》
作者：（日）半藤一利
译者：王琪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后浪出版
出版日期：2020年10月
从“黑船来航”到“明治维新”，被认为长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被长州、萨摩等大名推翻，实现了所谓的“王政复古”。日本国内外的历史学界在记述这段历史时，通常会将倒幕派大名视为进步力量，虽然这股力量最终导致近代日本滑向了法西斯化;而德川幕府则被认为是拒绝顺应时势、反对变化而最终被历史淘汰的对象。
日本历史作家、近现代史研究者、《文艺春秋》前总编辑半藤一利所著的《幕末史》一书，挑战了上述主流观点。
这本书认为，德川幕府其实在“黑船来航”历史事件前后，就已经在竭力推动日本变化，比如根据中国“**战争”的教训整顿军备，积极学习欧洲经验发展海军。在拖延与美国谈判无果后，德川幕府主持与美方签署的《神奈川条约》，其实要远比清廷签署的《南京条约》更趋于平等——主要内容包括，日方向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两个港口，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之后，幕府与法国、英国、荷兰等国也签署了类似的条约。
黑船事件
这些条约刺伤了日本武士的自尊心。幕府将军及其主要的阁僚，因而被这些所谓的攘夷派武士视为卖国贼，进行了一连串的暗杀，斩杀了幕府最具才干的大老井伊直弼。这些武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困境其实并不是日本向欧美国家开放市场所造成的，而是德川幕府在建立之初就有意确立的国策，以避免再度出现真田幸村这样站在幕府对立面而险些危及统治的名将。
攘夷派其实并没有看清世界大势，其实也算不上有什么稳固的政治立场，这其中的很多人在发现可以通过与英国人建立合作来推翻幕府后，就马上鼓吹西洋优越。说到底，幕府在“黑船来航”之后进行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包括积极培养新式海军和内政人才，推动发展近代工商业，都不能让旧武士阶层获益，所以后者的攘夷主张，只是政争的借口罢了。
幕府大老 井伊直弼
《幕末史》书中引用了福泽谕吉在《丁丑公论》一书中的观点，“世界之中，古往今来，无论哪个时代都有叛贼……十年之前同西乡一道推翻日本旧幕府的那些人，他们的叛贼之名纵使千年也无法洗去。”这本书并不认为长期以来受到日本内外许多人盛赞的西乡隆盛、坂本龙马算得上所谓“人杰”。
为什么说倒幕派会被最终视为“叛贼”?不同于后来的中国革命(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甚至更早的1848年革命、法国大革命，也不同于稍早的中国太平天国起义，倒幕并没有明晰的价值主张。由幕府领导改革，其实跟后来名义上的明治维新(实际上由萨摩、长州势力主导)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日本国内一些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萨摩、长州等倒幕派大名从最开始策动对幕府人士的刺杀，发展到后来动辄以暴力手段对付、清算不同派别人士，在掌握国家大权后遇到日本与其他国家产生利益分歧时也马上选择了武力侵略、暴力争夺，这些举动都是一脉相承的。
正如《幕末史》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攘夷不是一套规整的理论，此前并没有被提倡过，仅仅是以狂热的氛围和热情为先导，只能说是时代的潮流。这正是可怕之处，若真是一套有逻辑的思想，然后再由大家学习、信奉并付诸行动，那还可以理解。但这些条件完全没有，只凭不断发展的时代氛围为先导，狂热促使人**，最终通过暴乱强行推进至下一个时代。谋士们以暴乱的恐怖为出发点制定策略，良知和理性完全丧失。”
也就是说，对于日本从中日甲午战争、侵吞中国台湾，发展到后来的全面侵华、对美宣战、侵略东南亚的军国主义自毁历程进行批判(对于日本历史学家来说意味着反思)，就必须追溯到明治维新之前的倒幕，并对此展开批判和检讨。
《幕末史》还谈到，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治中心从京都迁移到东京(江户)，其实在当时就有人提出过反对，理由是天皇去了东京很容易丢弃守护古老文化责任，受到西方文明追随者的影响，丧失皇室的尊严，陷入政治漩涡。《幕末史》书作者认为，当时的这些警告最终都应验了，日本的天皇从明治时代到大正、昭和时代，在政治舞台上都被利用，到了20世纪后期，已经变得相当平民化，其政治地位显然要低于英国国内的王室——要知道，两国王室在19世纪中期左右的地位起点完全不是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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