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过年都要挖苦心思地寻找年味，我是七零后，老家在皖北，小时候过年还比较有气氛。大人很忙碌，要给
孩子买新衣服、送灶王爷、手写春联、劈柴烧火、和面蒸馒头、炸丸子炸鱼。有的几家合伙，杀猪、用红薯熬糖，糖要熬很久，再用这种糖融化了做芝麻糖，又脆又粘又香。在寒冷、空旷的冬日，时不时会响起一个炮仗，盖住人们的寒暄声。 过了年三十、初一，就该走亲戚了，带着点心和酒，去探望姥姥姥爷、舅舅舅妈。年初这几天，偶尔会看到有人喝醉了，半路卧倒在路边，自行车丢在一旁，说明中午喝得挺尽兴。我隔壁一家很讲究，不知初几，还要在门口放一根杆子，大概是防止钱财外流。连朱熹都说，除岁迎新之际，应该纵情欢乐，“当此之时而不为乐，则日月将舍我而去矣”。1934年大年初二，鲁迅写了一篇《过年》，充分肯定了过年的习俗：“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李商隐在《隋宫守岁》一诗中说：“沉香甲煎为庭燎，玉液琼苏作寿杯。”人们燃起名贵的沉香，庭院中火炬灯烛照得一片通明，举起玉液琼浆美酒，来祝贺新岁之开始。清代让廉《京师风俗志》中说：“
除夕，都人不论贫富，俱多市食物。家庭举宴，少长皆喜。儿女终夜博戏玩耍。妇女治酒食，其刀砧之声，远近相闻。”《燕京岁时记》云：“京师谓
除夕为三十晚上。黄昏之后，合家团坐以度岁。酒浆罗列，灯烛辉煌，妇女儿童，皆掷骰斗叶以为乐。”张恨水在《年味忆燕都》一文中说：“一跨进十二月的门，廊房头条的绢灯铺，花儿市扎年花儿的，开始悬出他们的货。天津杨柳青出品的年画儿，也就有人整大批的运到北平来。假如大街上哪里有一堵空墙，或者有一段空走廊，卖年画儿的，就在哪里开着画展。东西南城的各处庙会，每到会期也更形热闹。由城市里人需要的东西，到市郊乡下的需要的东西，全换了个样，全换着与过年有关的。送灶的关东糖瓜大筐子陈列出来，跟着干果子铺、糕饼铺，在玻璃门里大篮、小篓陈列上中下三等的杂拌儿。”流沙河先生说，过
春节的民俗还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农耕特点。在农耕社会里，劳作一年，只有进了腊月才能闲下来，所以大家高兴一下。古书说，腊月者，猎月也，闲下来了，人们才有空打猎除害，打的野兔野鸡吃不完，就做成烧腊。《红楼梦》中，过年的时候，贾母会散押岁钱、荷包、金银锞，摆上合欢宴。男东女西归坐，献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毕。 唐鲁孙在《谈谈
故乡的年俗》中说：“当年在故都过年，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一进腊月门，大家就忙活起来了。北平有一首民谣：送信的腊八粥，要命的关东糖，救命的煮饽饽……讲究的人家还要在桌上摆两盆水仙，两旁摆几株迎春、腊梅、山茶、碧桃。鲜花的冷香，跟藏香的瑞香一糅合，真是玉炬金英、雍容渊穆，真有过年的味儿。”上世纪50年代，梁实秋在《北平年景》一文中表达了他对年俗的不满：“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年菜是标准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进全猪，连下水带猪头，分别处理下咽。一锅纯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加上山药又是一碗，大盆的芥末墩儿、鱼冻儿、内皮辣酱，成缸的大腌白菜、芥菜疙瘩——管够，初一不动刀，初五以前不开市，年菜非囤积不可，结果是年菜等于剩菜，吃倒了胃口而后已。“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这是乡下人说的话，北平人称饺子为煮饽饽。城里人也把煮饽饽当作好东西，除了除夕宵夜不可少的一顿之外，从初一至少到初三，顿顿煮饽饽，直把人吃得头昏脑涨……除夕宵夜的那一顿，还有考究，其中一只要放进一块银币，谁吃到那一只主交好运。家里有老祖母的，年年是她老人家幸运地一口咬到。谁都
知道其中做了手脚，谁都心里有数。”张爱玲说：“中国人过年，茶叶蛋，青菜，火盆里的炭塞，都用来代表元宝；在北方，饺子也算元宝；在宁波，蛤蜊也是元宝。眼里看到的，什么都像元宝，真是个财迷心窍的民族。” 1917年的除夕，时年35岁的沈尹默写道：“年年有除夕，年年不相同；不但时不同，乐也不同。记得七岁八岁时，过年之乐，乐不可当，乐味美满，恰似饴糖。”“十五岁后，比较以前，多过一年，乐减一分；难道不乐？不如从前烂漫天真。十九娶妻，二十生儿：那时逢岁除，情形更非十五十六时，乐既非从前所有，苦也为从前所无。好比岁烛，初烧光明，霎时结花，渐渐暗淡，渐渐消磨。我今过除夕，已第三十五，观喜也惯，烦恼也惯，无可无不可。取些子糖果，分给小儿女，我将以前所有的观喜，今日都付你。” (责任编辑：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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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中国人以前的年味有多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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