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史书《竹书纪年》记载：“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这里说伊尹是被太甲领兵杀死的。

　　而司马迁的《史记》所载则完全不同，司马迁说：“帝太甲即位三年，不明，暴虐，不尊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司马迁不但说伊尹没被杀死，而且还成了教育太甲改恶从善的贤相。

　　两相对照，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史记》的虚假之处。

　　司马迁把太甲定位为昏庸无德的暴君，而把伊尹吹捧为贤相，让这位贤相把所谓暴虐的天子囚禁于桐宫，自己来当天子。这完全不符合儒家所倡导的君臣之道。臣把君囚禁起来，这分明是造反，是篡权，是大逆不道，又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呢？再说，太甲既然是一位乱德的暴君，何以关了三年就变成了“修德”之君呢？这根本不符合人性的常理！太甲究竟是怎样的暴虐、乱德、不尊汤法，司马迁没有举出一件事例，这恐怕全都是虚妄不实之词。

　　据此，我们不能不对司马迁的论述有所怀疑。

　　伊尹执政时倡导“节用宽民”的政策，而他自己却不节俭，他生前如何奢华姑且不论，单是他死后的墓葬就暴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他的坟墓占地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其墓葬结构完全依照王陵建造。试想，建造如此大的陵墓，这在生产力很低的商代要花费多大的人力和物力呢？这难道就是所谓的“节用宽民”吗？